而有所守的，其所守者又有所不同。

相反，无厚比喻道的特征，与有间相对，即是无间。鯈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海德格尔所谓林中路也可以与他所谓林中空地（Waldlichtung）的意象关联起来。……（《养生主》） 牛在这里是代表物。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意识现象学、继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此在现象学，开始颠覆流俗的时间概念。然而《庄子》所谓儵忽表示的不是有间的时间，而是前时间性的无间。人走路，犹如手使锤，无论是在手状态（Vorhandenheit）还是上手状态（Zuhandenheit），毕竟意味着主体与对象的划分、即有间状态，尽管后者并没有意识到主客关系。

[18] 傅新毅：《佛教中的时间观念》。我们仅仅拥有当下（the immediateness）。人们通过遵循仁之方来展现内心之仁，满足自我成德的需要。

于此，孔子有另一种表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们遵循这样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离开内心的仁德要求多远。尽己是使自己内心豁然贯通，道理俱在，此即为忠，恕就是在此基础上对事物的应对取舍。因此，我欲仁，可以解读为道德自我欲成就自己

仁之方的实施原则为恕道，由其作用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寻求其形成机理。孔子回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论语•里仁》）这说明，义最能够体现仁心在应对具体事物时所表现出的作用，即能够提供最合理的行为方向，因为这种良好效果是仁道的落实，所以必须首先被考虑。如果把己欲立而立人之说看作是内尽于心的外在表现，从而以忠说之并无碍。达到这样的高度后才有能力自如地应对变化的生活。同时，这种道德判断的方式反向证明了他所倡导的仁作为道德基础的存在。

《大学》‘所谓诚意，勿自欺也。因此，弘道过程一定与他人相关。如果从个人私欲而言，人人不但有其所好，而且所好不一，只有仁者之所好恶才能直通仁心，具有代表性。仁之方的形成需要一种道德动力的驱动。

因此，恕作为仁之方，其能够成立是因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仁为基础。这个真实的自家心下的道理成为恕道得以施行的前提，因此，在朱熹看来，欲行恕道先要尽己。

不仅如此，孔子对于已经存在的各种道德标准的选择也是应用这种无条件的肯定方式，孔子曾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孟子•离娄下》）在道德基本规则下，孟子赋予义以优先性，使得伦理生活更能体现人们的内在的德性诉求。

对于典型的情境，人们可以以当时社会普遍的道德规则为依据。如果把趣味一词换做上文所言的肯定，就能够比较清楚地表达本文所要阐述的孔子言仁的方式，对说明仁之方的发生特点有异曲同工之效。孔子对事物的肯定与否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仁之方的形成。同时，社会不同的伦理规则和行为标准对这样的判断方式的干扰度要小，因为很多时候，一种生活情境到底需要依据那种行为要求实际上很难取舍。也就是说，人们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下，遵循基本的伦理规范和风俗，这些规范、风俗作为外在的要求代替了内在德性对行为方式的创造性发明。物或者人都是自己之外并与自己有关的对象，这种关联是通过反情或者忖来实现的。

（《论语•雍也》）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他始终让仁心直接作用于具体的生活情境，这样所作出的行为要求，因为得体，其认可度也高。孔子以平实的语言道出，却丝毫未减其德性的主动意味。

（《孟子•尽心下》）就是说，仁道的开显必须有人的参与。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可论证的机敏行为，即抓住了正确的东西，并对普遍性和道德规则的应用给出了规范，而理性自身是不能给出这种规范的。

孔子所言的道并不抽象，他是人的内在德性与具体生活的微妙结合。因为毕竟这些仁的表达形式是针对具体的生活而生成的，生活不断变化，这些形式是无法完全适应万变的生活内容的。

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Geschmack，有译为鉴赏，品味等）趣味之说也是在描述内心对事物的一种接受态度。看来，恕道最终要归结到一个普遍的基础上方可以成就其推的效果。鉴于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仅仅跟从不同形式的仁之方而欲把握仁，成就仁是难以奏效的。

发生仁之方通常被看作实现仁道的途径和方法。陈淳解之曰：恕是就待人接物处说，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实者以及人物而已，……如心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

孟子尝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有学者以这句话作为忠的内容，如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就说：‘忠则是‘恕的积极的一面，用孔子的话，便应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尽己之性，故能尽人之性。（《论语•颜渊》）可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被孔子作为仁的表现，同时又把它作为终身行之的恕道。

因此，推是德性显发时内心产生的一种要求，表现为一个人的道德自觉。同时，孔子也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但是，关键是孔子在己欲立而立人或者己所不欲中所言的欲不是个人私欲，而是德性要求。同时，孔子之为仁方式更能为人们所认同，是因为他对道德生命体会真切，其针对生活而创造性的发明的仁之方更具有普遍意义。

但是，毕竟这句话的主旨是在强调立人和达人一面，是直接就我欲立、欲达等心理产生时他人作为外在因素对于我内在德性的启发而言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因此说，恕是孔子行仁的重要方法。但是，这并不妨碍仁之方在形成人们的生活方式方面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人们遵循这样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离开内心的仁德要求多远。即是忠也，《中庸》云：‘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